往往依靠关系，才能得到。

其一，国有未利用地开发后之权属调整。  注释: 1金岳霖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土地管理法》第40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7条就此予以了规定：开发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根据土地非私有原则，整理前耕地的权属性质大致可分为以下5类：耕地集体所有权、耕地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耕地使用权、国家所有耕地使用权、耕地他项权利（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确定土地权属就是指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土地他项权利。  摘要:  土地整理权属应从宪法寻求其根本依据。土地非私有原则作为专门适用于土地相关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原则，在此问题上当然较自然资源非私有这一普遍性原则优先适用。

即指在田块合并、农田水利、道路建设等项目实施过程中，就农民承包耕地之间边界不规则处，基于田块连片规则、利于机械化操作规则，进行的使用权交换活动。后者是以列举规定加概括规定的方式明确限定了自然资源集体所有的范围，仅包括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这5类。众所周知，在修改讨论中，[12]再度推出了古典性解释问题的禁止双重处罚论，就课征金的性质设定了是剥夺利益还是制裁的问题。

这是由于强制金在性质上不适合省略程序而决定的，因而，在联邦法上就作如此解释，而各邦的法中有些则在条文中予以明示。[57] 如前文注释所示，今村成和教授重视实效性保障的视点，在其行政法教科书的表述中首次采用，他是反垄断法领域造诣精深的研究者，我想这并非偶然。无论采取何种立场，多少都注意到了应如何确保对公告的说明与《行政代执行法》第1条的解释说明的整合性。[37] 以下的表述依据学术创新研究2009年度研究员重本达哉向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提出的最新的学位论文。

宇贺克也，前揭书，第248页。在这一意义上，法的执行体系的理解方法的确已给日本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一定影响。

[61] 高木光，前揭文《反垄断法上课征金的根据》，第21页。[⑦] 拙文《实效性的保障（実効性確保）》，载于《公法研究》第49号（1987年），第186页。[42] 参见阿部泰隆：《行政法解释学（行政法解釈学）Ⅰ》，有斐阁2008年版，第594页。[55] 《证券交易法》在2006年修改时改标题为《金融商品交易法》，2008年修改时提高了课征金的标准。

如此，从课征金的经济效果来看，也不能否定课征金制度具有类似于民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虽然获益者向受损失者返还所有利益，此外若其不具有可剥夺的不当得利，也仍然课予课征金时，有必要研究这种缴纳课征金命令的合宪性。第13条第1款：建筑主不遵守市长依前条规定作出的命令时，市长可以在必要时公布该事实。然而，在另一方面，以法院的活动为中心分析法的功能时，确实也难以定位。[?] 与此相对，宇贺克也《行政法概说（行政法概説）Ⅰ》（有斐阁2009年第3版）第四部分的标题行政上义务的实效性保障，分为第十五章履行行政上义务的强制、第十六章对违反行政上义务的制裁进行说明。

《宝塚市关于老虎机店等和爱情旅馆的建筑规制的条例》第12条：建筑主等未经第4条第1款或第9条第1款的同意……准备建设建筑，或在建筑后，市长可命令建筑主等……中止该建筑工程，或者命令其应当在一定延缓期限里采取变更该建筑工程、恢复原状、拆除以及其他必要的措施。也就是说，在民事法的世界里，给人以应有的本来形态和印象是，通过法院的判决个别具体地确定义务，由义务人任意地履行义务，来维持法的秩序。

也就是说，对卡特尔企业科以课征金，也意味着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过度的扩大解释。因此，为了在使用传统概念的讨论中适当地定位从法的执行体系所得到的启发，有必要对各种概念的意义进行慎重的考察。

对此，佐伯仁志教授根据美国判例的研究，作出如下评论：[16] 宪法第39条应理解为禁止双重起诉，限定于程序性的保障。如此，赏罚和激励的理解方法对于制裁的理解方法而言，具有进一步拓宽视野的意义。然而，是指向履行义务（强制），还是不履行义务而予以惩戒（制裁），取决于该手段所要实现的功能，仅从其制度上的定位也许是无法判断的，亦即不得不说，某措施的（法的）性质与功能有时是重合的，有时是不同的。[36] 樱井敬子、桥本博之：《行政法》，弘文堂2009年第2版，第179、187页有如下说明：所谓直接强制，是指直接对义务人的身体或财产行使有形力量，以实现义务。[46]然而，多数学说认为，公告的制裁功能有必要以法律（或条例）为根据，尚不能断言采取了与上述教科书不同的立场。[58] 白石忠志，前揭书。

如此，我们很容易就能推测到，这种新思想是从英语中而来的，在环境法等领域中使用的经济性激励等是其例示，以经济学考察为其背景。该主张从其自身来看是正当的。

[50] 对本文而言，颇为有趣的是，在教科书关于行政程序方面的说明中，[51]即使是强制执行（Exekution），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大桥洋一：《建筑规制的实效性保障（建築規制の実効性確保）》，载于《法政研究》第65卷第3·4号，第1页（1999年）等。

[27] 同样以罚款为名，却又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罚。根据上述佐伯说，主张并处制裁性的课征金和刑罚违反宪法第39条，就变得全无根据了。

除此之外，严格解释该法中确保履行义务的概念，法律主义也仅限于理论上的强制执行。[33][34]如此，在战后的行政法学学说史上，形成了从行政强制论到确保履行义务论的走向。对此的古典分类是司法执行模式和行政执行模式。[39] 如此，即时强制并不是独立的行为类型，而是被理解为将 行政强制的手段用于没有先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

然而，现行法上行政上的秩序罚是课予较低数额的罚款，因而，是否能通过威慑力实现预定的强制功能，仍留有疑问。[②] 考察1990年代规制缓和论中从行政事前规制到司法事后规制口号的界限的论文有曾和俊文：《司法改革的理念与行政法（司法改革の理念と行政法）》，载于《自治研究》第77卷第10号（2001年），第7-16页。

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异，但实际上的措施并没有质的不同。译者：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而民事执行中的直接强制被当作一般的强制手段时，就变成了包括行政法上所说的强制征收在内的制度。秩序罚是针对过去违反义务而课予的，具有制裁的性质，但也变得具有宇贺教授所说的强制功能。

[?] 最高法院曾作出如下判决（1998年10月13日《判例时报》第1662号第83页，封缄投标磋商事件审查决定撤销诉讼）：对于本案卡特尔行为……确定罚金刑，同时国家对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时，以本案卡特尔行为为理由，命令上诉人依该法第7条之二第1款规定缴纳课征金，不违反宪法第39条、第29条、第31条，最高法院……1958年4月30日大法庭判决（《最高法院民事判例集》第12卷第6号，第938页）的旨趣已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宪法学的标准教科书表明的立场是，刑罚（Strafe）或强制执行（Exekution）是强制性规范（Zwangsnormen）的要素。也就是说，谈及法的执行体系时，从广义上加以把握，就变成了法的实现过程，因而从行为和程序组合的观点来加以整理是有效的。另外，如前所述，实效性保障是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比确保履行义务*更进一步的发现。

[48] 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论（行政法要論）》，学阳书房2010年全订第7版，第239页。这里所说的即时执行相当于传统说法的即时强制。

[56]其中，即使当初毫无抵制地引入了法的执行体系和法的执行的理解方法、实效性保障的用词，[57]但对行政法理论而言，理解、消化这种新引进的视点，尚需时间和精力。狭义的强制执行有两个阶段，其一是课予义务的行为，其二，实现义务的行为。

[⑥] 先驱性研究是今村成和：《行政法入门（行政法入門）》，有斐阁1966年第1版。不论是作为义务还是不作为义务，非替代性作为义务的情形自不待言，可替代性作为义务的情形也可能成为直接强制的对象。